后者涉及的肯定不是某个人的个别利益，而是个体利益的叠加。

在普通法传统中，于不确定性中寻求确定性的法律解释、基于不完美的法律作出完美的司法判决，向来被视为是一门艺术。在Michael H. v. Gerald D．案中，一名已婚妇女和某男通奸生下了一个小孩，某男后来向法院主张亲权。

对于这个悬而未决关键性技术问题，却伯和多尔夫提出了自己的破题思路，并希望全书能对解读宪法的过程进行去神秘化处理（中译本第6-7页）。却伯和多尔夫批评对宪法文本、结构和历史传统的宪法解释，完全支持极为多样的概括度界定，那么基于先例的解释就能缓解或杜绝这个问题吗？显然不能。最高法院在1990年听审的129件案子中，有37件案子的表决结果呈5:4的分立态势（中译本第3-4页）。却伯教授被誉为是美国宪法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从知识论的角度观之，依据权力和权威进行的判断和选择，却是非理性的，即便解释者能像霍姆斯所言那样为任何一个结论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形式。

宪法最终由一个极不民主的法院来解释。这意谓法律解释和判决论证具有社会证明的因素，可据此对司法价值选择进行客观性检验：即便宪法解释中有评价或价值观的介入，那么，它们也不是作为个人偏好而介入的，这些价值观必定对它们所适用的社区（社会）有某种意义，并且个人价值观并不意味着它不同时被其它人所广泛持有。至顺二年（1331年）6月，诏诸官吏在职役或守代未任，为人行赇关说，即有所取者，官如12章论脏，吏罢不叙终其身，虽无所取，讼起灭由己者，罪加常人。

那么，在分权体制没有确立或者不完善的地方，请托对社会的危害就更为严重。县多世族，以请托胁持为常，令不能制。[5]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惟货是官员接受贿赂或人情，惟求则是向裁判者行贿、说请。[7]秦为中国制定法大备之端，《吕刑》为西周刑典，秦为周之邦国，且秦为极端国家主义的国家，对公权力的请托理当严禁，以此可以推知《秦律》中当有请托之禁。

都省议得：今后求仕官吏已未授除其间，不得于省院台部等内外诸衙门当该官吏处私第谒托酬谢及邀请宴会。（通上官吏人等囑託者，及当该官吏并监临势要言之，如不曲法而受赃者，抵以不枉法赃论。

[2]我国陕西扶风县出土的青铜器琱（diao）生簋（guǐ）上也记载了一件请托司法的罪行，公元前873年，触犯法律的当事人琱生向主审法官召伯虎及其父母请托，最终将官司摆平。公元前528 年（晋昭公四年），韩国的邢侯与雍子争田，诉之叔鱼。他人及亲属为请求者，减主司罪三等。虽然各朝规定有差异，但是官员身分是构成本罪的要件或者是加重处罚的法定理由。

若增轻作重，减重作轻，以所增减论。假如先是一年徒罪，嘱请免徒，主司得出入徒罪，还得一年徒坐。（吏候受官之日，亦升一等。若为他人及亲属嘱托者，减官吏罪三等。

为人嘱请曲法者，无问行与不行，许与不许，但嘱即合杖一百。受人财而为请求者，谓非监临之官……若受他人之财，许为嘱请，未嘱事发者，止从坐赃之罪。

将周依民人附合结党，妄预官府之事者，杖一百例上加一等，拟杖六十，徒一年。[42]清代则通过司法实践，将犯此罪的主体扩展到大员子弟。

[32]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检法人员不得与当事人一起吃饭，违者有罪。若受脏者，并计赃，以枉法论。这是唐对请托罪的一大改进。[30]金章宗承安三年（1198年）又专门制定属托法。[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82页。《晋书·应詹传》：应詹说，今属托者无保负（保举所产生的责任）之累，而轻举所知……今凡有所用，宜随其能否而与举主同乎褒贬，则人有慎举之恭，官无废责之吝。

[14]可见请托之禁是非常严厉的。例如，明律中规定了监临势要作为请托人时的加重处罚。

[21]《宋史·职官志·大理寺》。《宋刑统·职制》中有一门请求公事，内容同《唐律》。

2009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五个严禁规定》，五项严禁中有三项与请托有关，它虽然规定，犯禁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将依纪依法追究纪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1987年就有人写道：许多地方的‘说情风越刮越甚，往往是‘案子进了门，双方都托人，老上级，老部下、老同学，老同事，至爱亲朋，纷至沓来。

但是如果具有特殊的身份，则构成加重处罚的法定理由。[8]据沈家本考据，《汉律·盗律》中有受赇之条，赇与求相通。对于请托人，只要请托就构成本罪，例如唐律第135条第一款之规定，明律嘱托公事条规定但嘱即坐。请托罪中的请托对象是官员，请托人是一般社会主体。

最高人民法院原计划在2011年上半年推出三项制度防止司法腐败，其中之一是《关于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防止人情干扰的若干规定》，[52]这本是好事，但是直到今天，没有看到相关文件。当记者拿出那张说情纸条给左振江看时，他承认是自己写的，但是到底是谁让他写的已经记不清楚——因为写的纸条太多了。

六条中第五条就是请托之禁，第六条也与请托有关，此时的请托犯罪主体仅限于二千石子弟。邢侯怒而当庭杀死法官叔鱼和请托的对方当事人雍子。

[7]《汉律》在制定法中设立听请专条后，虽然各代名称稍有不同，但内容一直沿用不改。除了律条以外，明代还有专门立法重申请托之禁。

邢侯知道后逃走，后依法将其妻处死，将叔鱼与雍子陈尸。《法院卷宗翻出说情纸条》，《南方都市报》2008年1月9日。3．请托行为侵犯的法益本罪的特点是请托人与被请托人为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合谋枉法，谋取非法利益。[4]《尚书·吕刑》中说：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求，是说，法官在裁断五过时，需要防止五种毛病：擅权武断、挟私报复、唯命是从和惟货、惟求。

结果宙斯的正妻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和美神阿弗洛狄忒都自认是最美丽者，都主张有权利获得金苹果。[24]《宋史·宦者列传·王继恩传》。

之所以造成如此不堪的局面，除了关系社会和集权政治以外，请托立法的落后与虚化是其重要原因。[20]淳熙末，严寺官出谒之禁，以防请托、漏泄之弊。

若未嘱事发，止同受所监临财物法。汉律规定：诸为人请求枉法，而事已行，为听行者，皆为司寇。